武士道精神

何謂武士道精神...希望有精簡的說明...和詳細的例子...
武士道的起源時間

一般學者都認為是在鎌倉時期 [4]

新渡戶稻造則說明：「我們無法指出任何特定的時間和地點」

然後說：「這就是武士道的源頭。

」我們只能說

它在日本封建時期逐漸成形

而其起源的時間則跟封建制度密不可分。

……在日本

我們可以說封建制度的興起差不多是在十二世紀末

跟源賴朝將軍家族的崛起同一時期。

」 [5] 勝部真長則清楚的指出

是源賴朝與其家臣團之間的主人（將軍）和屬下（家臣）的關係 [6]

奈良本辰也的說法也如出一轍 [7] 。

　　至於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

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規範

是武士所必須遵守的原則

並沒有明文規定

而僅是一些口耳相傳的要訣或是格言

是一種心裡的準則

雖然十七世紀時有一本《武家法度》

但此書內容簡短而且多半圍繞著婚姻城堡及聯盟等主題 [8] 。

　　洪炎秋則指出在應仁之亂（1467年）以後

為了戰國時代的武士需要就出現了如《竹馬抄》、《今川狀》、《義貞軍記》、《大內家壁書》等武士訓一類的書

但仍是大名用來教誨子弟或家臣的家訓或規則而已 [9] 。

　　武士道理論性著作的出現是德川以後的事情

其中以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學》、《武教本論》影響最大

其他有中江藤樹的《文武問答》、貝原益軒的《武訓》、齋藤拙堂的《士道要論》等 [10] 。

　　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之一為《葉隱聞書》

簡稱《葉隱》或《葉隱集》

由佐賀藩士山本長朝傳述

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於1716年所寫成

內容凡十一卷

是談武士的言行到武士的事蹟與心得修養等 [11] 。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認為《葉隱》中所表現對生死的輕蔑與對生命的否定

後來便成為「迷失的武士道」 [12]

更成為對中國侵略戰爭中旅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以至於在殖民地台灣遂行各種大屠殺的邪道延伸

而新渡戶稻造以英文出版《Bushido》一書的理由

便是在世界各國譴責日本的野蠻行為

替日本辯護的背景下寫成的

而《Bushido》這部書後來也成為「武士道」在近代新詮釋的代表作 [13] 。

‧中國人眼中的「武士道」──從戴季陶的武士道觀談起　　戴季陶的《日本論》

在中、日學界被譽為通論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14] 。

因此我們先來看看戴季陶眼中的「武士道」是什麼吧！

　　戴季陶在談及日本的的武士道時

事實上將武士道總括為兩件事情：「仇討」跟「切腹」

「仇討」就是殺人

「切腹」就是自殺 [15] 。

在戴氏眼中

武士道在行為的具體表現上

就是這麼貧乏的殺人與被殺而已。

　　至於精神層面

戴氏的批評更不客氣

「『仇討』就是中國所謂的復仇

……近代還有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

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

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

其實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畫自讚」

如果這種行為

可以成為人類道德標準

那麼非洲澳洲的土人

也就很有自負的資格了

不過這種行為

也是『生的奮鬥』的精神」。

[16] 　　說穿了

戴氏覺得這是連「非洲澳洲土人」 [17] 都有的一種人類的普遍行動

也就是說

這只是一種「生的奮鬥」的動物本能

不值得因為是日本武士在做這些事情而去大書特書。

　　當然

戴氏並非全然否定武士道的精神面

戴氏對於武士道仍有正面評價

但這是相對來自於戴氏對「町人」的貶抑：「……比較研究起來

一個是誠信的君子

一個是狡猾的市儈

一個高尚

一個卑陋

一個講修養

一個講勢利

這種極不同的性格

就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

[18] 　　戴氏並據「武士道」精神批評後來日本的富豪及財閥「……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

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

」 [19] 例如：戴氏在《日本論》中特地舉出「助大刀」的例子

認為武士道是富有正義及道德精神的 [20] 。

戴氏並且指出

「武士道」跟「町人根性」的根本差異即在於：「武士的性格

是輕死生

重然諾。

商人的性格

是輕信義

重金錢。

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

一面是猶太式的現金主義。

」 [21] 　　林景淵甚至認為戴季陶在這裡所表揚的義助行為

可以宮崎滔天出錢、出力幫助孫中山從事中國革命為代表 [22]

但由後來的相關研究看來

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幫助究竟有多少其實值得懷疑

至少從洪聖裴對於三井財閥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研究中

我們看不到武士道的「重然諾」與「輕死生」

我們只能看到被大陸浪人的「町人根性」所拋棄的可憐的中國革命志士而已 [23] 。

　　而且

武士道的「助大刀」精神影響所及

竟然連煙花女子都富有正義感

紛紛出手扶助維新志士

結果是「維新元勳的夫人

多半出自青樓

就是從這一種關係來的」。

[24] 　　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注意的是

戴氏在《日本論》中特地談論武士道的這個章節後半

從以武士道這種性格為跟底而發展出的軍國主義及在其他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已透露出他的不安：「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

都含著不少殺伐氣。

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戴季陶早在1927年完成的《日本論》中

便已提醒世人

「武士道」是一種殺氣十足的思想

只是戴氏當時沒想到這股殺氣後來瀰漫了大半個亞洲。

　　戴氏認為

這種大屠殺的勾當

是在「町人」之流身上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常常想

何以歐洲人對於美洲土人

那樣慘酷

竟忍心動者輒坑殺數十萬的土人

原來這種行徑

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戰士

而是出於拿了刀的商人與流犯」。

言下之意

戴氏覺得武士雖然輕視生命

但是絕不會跟那些歐洲殖民武裝集團一樣同流合污

為了商業上的利益而泯滅人性

證諸後來標榜「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在中國的史實

筆者可以想見後來戴氏對於「武士道」的失落吧！

　　戴季陶對武士道的看法雖然也被林景淵批評為批判多於分析

並且運筆流於情緒化

甚至被認為恐怕沒有下工夫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 [25]

但是林氏對武士道輕視生命這一點也沒有再去追究其真實性如何

例如林氏認為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中提出的武士擁有「切捨御免」權力一事「有待商榷」

只承認武士的特殊地位是不容質疑的 [26]

筆者認為這已經有變相替武士道遮掩的嫌疑了

因為「切捨御免」的行為並不難見諸記載 [27]

僅以「有待商榷」來略過武士道的生命價值觀與隨之而來的暴行

顯然是避重就輕的作法。

“武道每晨習死

對彼對此皆以死視之”。

面對生死抉擇時

要立即毫不遲疑選擇死亡

但凡未貫徹職務而死者

皆為“犬死”

死也無益。

在這個情況下

武士道又被推向了另一個層面

即為“負責”。

負責的精神為武士道最重要的精神

不管多微小低賤的事也要嚴肅看待。

而負責任的延伸即為另外一個武士道的重要精神“恥”

知恥近乎勇。

推卸責任為武士之大恥

此人必將為國家社會所唾棄。

總而言之

武士道精神就是不怕死

負責任。

這種精神在中世紀以後被徹底發揚光大

廣泛地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接受

而不僅限于武士階層。

因此可以說武士道精神盡管發揚于武士階層

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代表日本的日本精神。

參考資料http://www.kendo.com.hk/newpage89.htm 武士道發達於鎌倉時代

講求忠誠、尚武、質樸、犧牲。

在那爭殺奪權的幕府時代、戰國時代中

一心為主

舉刀橫眉

為名譽不惜切腹的武士

不斷地在現代的日本電影中被描敘傳誦。

而武士道的精神流傳至今

在日本社會中表現得最明顯的則是尚武與忠誠

亦為大和民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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